最后，不少北洋军退进了村里的一处四合院，沈连凯命令士兵们使用掷弹筒和迫击炮对院子进行炮击。士兵们一使劲，把所有的迫击炮炮弹都打完了，直接把这个农家四合院炸塌了。几个命大无比，在炮击中生还的北洋兵们赶紧大叫投降。
沈连凯命令士兵把他们从瓦砾堆里拉出来，其中一个从穿着上来看，似乎是军官。沈连凯就问他，“报上你的部队番号，名字和职务。”
那个满头灰土的军官答道：“我名叫应振复，是陆军第八师李长泰师长的参谋长。”
沈连凯一愣，问道：“这里是你们第八师的师部？”
应振复点了点头，答道：“是的。我们师的师部设在第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之间。”
“那你们师长呢？”沈连凯问
应振复苦笑一声，指了指身后的瓦砾堆，“被埋在下面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沈连凯想了想，对身边的士兵说道：“给我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沈连凯的参谋副官提醒他，说道：“既然第八师师部设在第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之间，那么前面肯定是三十二团的驻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挖尸体，第三十二团乘机反扑，那对我们很不利。”
沈连凯想了想也对，就对应振复说道：“你们电报的密码是什么？”
清末中国虽然引入了电报和随之而来的密码概念，却不谙其道，只是机械地按照洋人教习操作，未能从本质上加以重视。反倒是日本，早早就开设了专门从事监听、破译的电信课，培训相关人才。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殊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按照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朝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回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骈四俪六，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这封译稿出自日本外务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义之手。他是个中国通，外务省汉语学所的高才生，精通官话、上海话和闽南语，中文水准高到可以和中国大儒作诗唱酬，还曾写过《明治初期的支那语》等一系列汉语学习名著。这次日中谈判中，他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当时外交决裂，形势万分火急，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得漂亮，不虞有诈，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这封电报走的是东京—长崎—上海线，要在日本中转两次。外务省通过这两次中转，搞到了一份密电抄件。日方负责破译、分析的电信课长佐藤爱磨亲自上阵，和中田敬义一起合作，根据电报的长度进行分析，并取来原文对比，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国的密电码。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码已经被破解，二在甲午战争整场战事中，这份密码竟然都没有更换过。于是中国陆海军的调动情况、朝局的动向自此全部摊开在日本人的面前。这样严重的情报不对称，再加上军事方面的实际差距，清朝最终一败涂地。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许多国人——尤其是政客——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无论政府、公司还是个人，都纷纷用起了密电。于是清末民初时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
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我”字设定编码减少301，“自”字设定编码增加200，等等。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畤匟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畤匟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应振复耸了耸肩膀，说道：“不可能，密码本有专门的电报兵保管，就算我有也不会交给你。”
“是吗？”沈连凯朝身边的士兵使了个眼色，那士兵很果断地抬手对准应振复的后脑就是一枪，脑浆和血浆洒在瓦砾堆上。
“好吧。”沈连凯对自己的电报兵说道：“那我们就用明码给段祺瑞发电报，告诉他，李长泰已经死了，第八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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