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注重经济的翁文灏，参加会议的蒋经国却另有一番见解。
谢昌云与蒋经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都喜欢喝咖啡，这天下午大家分头核定各省重要项目时，谢昌云带着咖啡来到蒋经国的住处，与他一边品着陈绪带来的埃塞俄比亚咖啡，一边就这次研讨会的有关内容谈了起来。
蒋经国在苏联很长时间、回国之后又先后担任过县长和督察区专员，对苏联计划体制和中国官督民办的经济都有着较深的了解，因此谈出了自己的观点道：“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起苏联来感觉是多了一条腿，走起路来要灵活得多。但是中国的经济毕竟基础薄弱，又是战争时期，民间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依赖还很强，与某个地方的政府和掌权者的认识和支持有很重要的关联。老弟，你这一套由你来主持推行可以，换一个人根本做不到。但由此一来，各地方的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在民主和社会方面，事实上也处在了不同的阶段。一国多制，以谁为根本政体？也不知是好是坏？”
谢昌云举起咖啡杯道：“我们今天喝的这个咖啡时原产地埃塞俄比亚的，但谁又能说美洲和东南亚的咖啡不行呢？具备了咖啡的基本味道，其他的细节就是伯仲之间了！推行经济和社会建设，手段可以不同，但衡量结果的标准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看经济发展了没有、看人民富起来了没有、看政府廉洁了没有？我搞这些不一定非得全面效仿，谁有更好的办法都可以使出来。因此国民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最后检验彼此的结果就是了。”
蒋经国道：“那党派的作用如何体现呢？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政党，如何能将人民的意志集中体现出来？但是一个政党内怎么又可以有不同的政策纲领呢？”
谢昌云道：“经国兄这段话道出了事情的本质了。国民党现在是借用抗战实行一党独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部统一为一个腔调而无对比，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纲领政策是体现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呢？我之所以在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推行多元化，无非是给国民党、包括共产党、以及全国民众有一个可参照的比较标准，这对国民党也可能是一个促动。经国兄你在苏联的铁幕下差点连命都没有了，你不会希望中国今也是如此吧？”
蒋经国赶紧拍手道：“不会不会！我只不过是为了国民党的前景堪忧罢了。老弟你不是国民党员，自然不会有这些担心。”
谢昌云道：“实际上我所做的这些，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不然这么多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怎么能容得了我？怎么会积极附庸？从这点来看，我倒是觉得自己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顺应的很及时，因而才没有被动和危急之感。经国兄在地方的时候踌躇满志，怎么一到了中枢之后就迷失了起来？”
蒋经国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场面大了，想的问题自然也多了。不过我只是提出一些想法，并没有阻碍老弟的意思。可叹父亲制肘过多，有些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希望老弟不要因为这些与父亲产生根本隔阂。”
谢昌云道：“委员长能把抗战支撑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不会有过多苛求。我已经向委员长反复表示过，置中国于独裁的事我不做、置中国于分裂的事我不做、于战不利的事我不做，一切我都会按照这三个原则办理。除此之外，任何不同认识都是一些枝节，不会成为根本对立的因素。”
蒋经国道：“老弟这三个原则概括的很全面，我也应该以此作为诫勉。回重庆之后我必将老弟的话向父亲转告。”
谢昌云道：“经国兄出面，我说一百遍都管用。”
蒋经国道：“你这话就错了，你不知你在父亲和阿姆心里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我每次回到官邸，吃饭的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对你的称赞。”
谢昌云一笑道：“那我不成了经国兄下饭的菜了？对了，纬国上个月跟着远征军追击德意联军打到了利比亚并且因战功荣升为营长，现在已调回了远征军司令部任作战处任副科长。这事我不便单独向委员长禀报，还请经国兄回去之后向委员长讲明，好让委员长和夫人宽心。”
蒋经国道：“可惜父亲不让我从军杀敌，铸成我心中一大憾事！”
谢昌云劝解道：“又想杀敌立功，又想政务上有所建树，世上哪有这么称心如意的事？”
蒋经国不反道：“怎么没有？我眼前不就有一个？”
谢昌云一愣，赶紧自我排解道：“机缘巧合、机缘巧合。”
趁这次会议，谢昌云与张治中和孙蔚如、邓汉祥一起讨论了三月底以后从河南向新疆继续移民的事，初步把全年的数量定位十三万人，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达到十万人。
新疆计划今年开垦荒地一百万亩，其中要播种五十万亩，此外张治中还计划在全国招收三千名农业学校毕业生或农业技术人员。
其中所需经费自然还是落到了谢昌云的头上，不过新疆的棉花和啤酒花已经开始实行了专卖制，这样南华公司就可保证稳定的货源和出口价格，正常获利之外的盈利可拿出来用于反哺新疆的移民和农业，因此对新疆的投资很快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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