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闻言，不禁脸色黯然，道：“姑父说得这些，朕都明白，可是那房舒毕竟是高阳姑母唯一的子嗣，就这么被朕下旨杀了，朕心难安啊！”
杜睿道：“圣上心中不安，乃是私情，处决房舒，安天下臣民之心，此乃公理，圣上须知欲正人，先正己的道理，若是圣上都不能秉公执正，又如何要求天下人呢？”
杜睿所说的就是要李贤以身作则，《论语。子路》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皇帝就是一个特殊人物，皇帝的行为往往对天下臣民起表率作用。皇帝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个好头。皇帝要求别人做的事情，自己首先要带头做、做得好，这样才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春秋晋国有一名叫李离的狱官，他在审理一件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的一面之辞，致使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后，李离准备以死赎罪。
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
李离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起分享。现在犯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
他拒绝听从晋文公的劝说，伏剑而死。
这就是，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
管子有云：“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说的就是，不依法行使法令，国家就没有常规；有法不依政令就无法施行；政令已出而不能施行，那是政令不合乎法度，政令不合乎法度而不能施行，那是政令的制定者考虑的不周密；制订政令本身周密而仍不能施行，那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加重而政令仍不能施行，那是赏罚没有真正兑现；赏罚兑现了而政令仍不能施行，那是统治者没有率先自己做出榜样。因此说，禁令能约束住君主自身，其政令就能在百姓中施行。
一个明君，一个智者领导，如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把所管辖的事物治理的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纵观华夏历史，那些使国家大治者莫不是以身作则，来保障法令的贯彻实行。
三国时期的曹操，虽被世人称作“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雄，但他却能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使自己拥有了最强大最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为以后的魏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次曹操带兵出征打仗，行军途中看到麦田里成熟的麦子，于是下令：有擅入麦田，践踏庄稼者，斩！
可是命令刚下达，一群小鸟忽然从田间惊起，从曹操马前飞过，那马不由一惊，一声长嘶，径直冲进麦田，将成熟的麦子踩倒一大片。
曹操非常心痛，马上挚出佩剑就要自刎，被众将慌忙抱住他的手臂，大呼：“丞相，不可！”
于是，曹操仰面长叹：“我才颁布了命令，如果自己制订的法令自己不能遵守，还怎么用它约束部下呢？”
说完随执意又要自刎，众将以军中不可无帅力劝曹操不可自刎。
这时，曹操便拉过自己的头发，用剑割下一绺，高高举起：“我因误入麦田，罪当斩首，只因军中无帅，特以发代首，如再有违者，如同此发。”
于是人人自觉，小心行军，无一践踏庄稼者。
蜀国名相诸葛亮因误用马谡而痛失街亭，导致北伐失利，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回朝后，又表彰了唯一没有折兵损将的赵云，然后向后主刘禅上疏，请求自贬三级。
当时因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国势减弱，但诸葛亮仍能以身作则，“禁胜于身”，使得国家法令畅行无阻，方能使蜀国一直能与魏、吴抗衡。
在明朝，朱元璋杀婿灭亲，更是以身作则的榜样。明朝的茶叶是国家和西域人交换马匹的主要物资。为此朱元璋制订了“茶法”，并在茶叶产地和主要关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茶叶贸易事宜，严禁贩卖私茶。可是朱元璋的三女婿欧阳伦，仗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目无法纪，贩卖私茶，谋取横财，还怂恿指使家人巧取豪夺，大量收买茶叶。地方官员对其作为十分不满，意欲告发。
而欧阳伦不但不收敛自己，反而仗势欺人，对意欲告发者严刑拷打，逼其屈就。朱元璋知道后龙颜大怒，查明情况后即刻将自己的乘龙快婿欧阳伦赐死。同时对那地方官敕令嘉奖。这件事的处理，朱元璋虽然失去了一个女婿，但他却赢得了天下的人心，使得“茶法”更加得以顺利施行。真可谓“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
北宋开过初年，社会混乱。虽然颁布了“盗窃律”，但由于官吏昏庸腐败，而法令贯彻不下去。于是君主赵匡胤把贪赃枉法的商河县令李遥逮到京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活活打死在朝廷上，紧接着又连续承办了一批贪官，连大将军桑进也因受贿赂被处死。正是由于北宋初期的统治者如此大刀阔斧惩治贪官污吏，使所有官吏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妄为，才使北宋初年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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