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稀泥啊，两边皆不开罪，趁机将话题引开。
提到免役法，所有大臣一起沉默不语。
不是很懂，不敢插言。
韩琦、范仲淹与张方平、郑朗皆书奏提到免役法。
是王安石免役法的改进版。
原法第一条是衙前重役和承符、散从官、弓典、典吏等役，不再由上四等乡村户轮差，改为雇募第三等以上户充当，随役之轻重而定禄之多少，应募弓手者须试武艺，典吏者试书计。
这里王安石试图抚慰上户情绪，做得有些拖泥带水，在他想来，差役做得好也是一个有脸面人做的，所以还是用三等以上户充当，做得不干脆。这些差役，是好的，不照顾，各地地方官吏也给了上等户，不好的，就是照顾，上等户也不会情愿充当。不需要照顾情绪，反而增加成本。请一个三等上户做衙差，要多少钱才能让他们满足，但请一个厢兵与一个五等户做衙差，又需要多少钱？所以做了简化，没有户等，只有一条，文吏要试一试书计，也就是识一些字，懂一些算术，弓手等需要会一些武艺。是从五等户选拨，还是从一等户选拨，直接略过。
增加一条，国家冗兵太重，三等上户不愿意担任衙差，可一旦实施募役，对于许多贫困户与厢兵却是一条出路。特别是厢兵，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有纪律，有一些素质，用他们担任衙前，正好取长补短，又能减少国家冗兵之弊。
郑朗与韩琦四人皆上书了冗兵之患，自战争起，国家八成收入用在冗兵上。宜大规模的裁兵，必须将国家禁兵控制在六十万以下，厢兵控制在四十万以下，淘汰其老弱，战斗力提高，国家又减少大量财政支出。
这里几人出现一些分岐。
郑朗与范仲淹是直接裁兵，诸寨砦修好后，郑朗就着剩下的四万八千几百名士兵，不增也不减，实际是裁去大量军队。范仲淹则说了很多，暂时不会减裁，最后借着西夏削弱之时，想办法夺下横山，在这之后，借着横山之险，泾原路与环庆路、延鄜路形成整体，环庆路保留三万军队足矣。然而韩琦却在吵闹，说其他数路兵力充足，秦凤路兵力却很少，俺不是在后方，也有用的，泾原路用兵，我可以随时提供支援。秦凤路有兵，与吐蕃的结盟才会更有威慑力。真不行，增加乡兵吧，为了甄别，在他们脸上刺字，防止他们逃避兵役。
裁兵可以，别裁我的兵。
由此可见，各人的心地，韩琦私心重了。
现在未考虑裁兵，而是考虑这条免役法。接下来便是第二条，耆长、户长等仍由第一二等户轮差，为期一年，应役期内免纳役钱十五贯。壮丁由不纳役钱的第四五等户轮差，为期半年。
郑朗也做了修改，一二等户改成一二三等户，选人更广，壮丁增加补贴，为五贯钱，不是免费征役，而是有偿应役，役重或者特殊情况延期，出外者，分别再给一些钱帛补偿。
通过这一条，已经将它定性为一个便民的良策，而不是一个敛财的良策。这么做是方便百姓的，而不是变着法子替国家谋财的。有这个定性，引起的纷争必然会减少一半。后面还有类似的条款。
第三条，三等以上户不再服役，就要依其资产交纳免役钱，核心所在。城市坊郭户分为十等，上五等者户旧无差役负担，也要按户或资产减半出钱，女户、寺观户、单丁户、未成年户，自三等以上才征收助役钱。
依然做了修改。
王安石敛财敛疯了，导致越是大户越是悲催，因此怎么减半有了讲究，郑朗以十开始减，比如一百贯家产开始征免役钱，一户一百抽二，五贯钱抽十贯。到一万贯不是抽掉两百贯，而是一百贯。十万贯不是抽掉两千贯，而是五百贯。一百万贯抽掉的不是两万贯，而仅是两千五百贯。
与后世不同，收入越高征税越重，可真正征了多少税进入国库？很是疑问。况且这是封建年代，不公平也没有办法，必须让大户人家配合。他们反对，就等于郑朗所说的那个天下在反对。
还是有些混乱，比如说一千到两千贯收入的甚至还不及一千贯收入征的免役钱多，那么想办法增加自己财产或者减少自己财产吧。相信下面老百姓自己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后一条措施是照顾一些人，以郑朗之意，寺观户应不在照顾行列，可已经开了一个头，很难得。于是将寺观户改为第四等起，而不是从三等才征收，也略过五等户。
但又增加一条，对于牛马等耕种牲畜，不得计入财产。
全国性的缺少耕种大牲畜，必须保护。有的百姓为了逃避以牛计算财产，刻意不去养牛。于是全宋朝一直缺少耕牛，使耕种效率下降。
第四条是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诸路各从所便为法，确立役额人数，预算役钱收支数量，除足用的雇值外，为防灾荒欠搁，多取二分，称之为免役宽剩钱。
这一条也做得不好，比如现在的杭州，让杭州实施这一政策，所有人会笑得合不拢嘴，可那些贫困州县怎么办？因此，将全国州县细划，划为五等，这个五等是指郑朗嘴中所说的三等。贫困州县不能实施，也实施不起来，边境弓箭手负担沉重者同样不能实施。余下的州县分成五等，一二三四等预留四三二一分，五等仅自保支出，不得额外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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