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他的轮椅、常用药品和衣物。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寄来之物包括餐具、文具、床单、和巧克力。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
以前工作时，因为经常开会、谈判和见客户，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戴假肢。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这是件极不舒适且需要毅力的事。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若不小摔倒，还会有骨折的危险。几次病重之后，他身上手术过的部位肌肤更加脆弱，使用假肢的时间受到极大限制，近两年他已被迫改用双拐行走。
但是，只要还能站起来，沥川绝对不用轮椅。他说轮椅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
听见这话我窘掉了。
沥川纠正说，他是残疾，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
我继续窘。
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但他不喜欢看见人家用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具体来说，他不喜欢被人特别关注或照顾。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
他只想做个很普通的人，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
而我，谢小秋，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
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我送他去医院，紧张得就好像世界末日。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死活不肯住院。他不敢在医院里呆太久，怕我会崩溃。
我说我神经没那么脆弱，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让我尽管放心。
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
尽管如此，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怕。
从那天起，沥川开始叫我honey.
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整套的西装、领带、衬衣、T恤、牛仔裤、鞋子、内衣……袜子。我猜想，可能是霁川和Rene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一股脑地都塞进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
衣物全部掏出来，堆了满满一床。
“沥川，”我叹气：“中国是个纺织大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这里又不是买不到。”
“纺织大国？我怎么不知道？”
“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
他顿了顿说：“Honey，我不随便买衣服的。”
“那还买了那么多——”
“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特别是裤子。”
他掏出一条牛仔裤：“你看，这样的牛仔裤你就买不到。”他穿上给我看，果然合身。右侧的裤腿被裁缝齐根剪掉了，沿着身体的形状妥贴地缝好。
“这也不难，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
“昆明有裁缝，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
真古怪，我笑了：“这么说，寄这些衣服过来是你的主意？”
“对。”沥川双眸炯炯地看着我，“我只穿自己选的衣服，以及我的裁缝帮我做的衣服。Period。”
每当他被我问得不耐烦了，就喜欢用这个词：period。句号。
“呵，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你个小资。”
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高级宾馆或豪华公寓。
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楼道肮脏的老式楼房。
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每天都要洗碗、洗锅、洗锅盖、连酱油瓶也不放过。然后擦桌子、拖地板、洗马桶、倒垃圾。我戏称他为“清扫狂”。他说德语里真有这个词，叫“Putzteufel”（清扫魔鬼）。沥川还将清洁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
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他可以长时间地站得笔直，昂首挺胸，一动不动。如果不看下身，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沥川说，他是滑雪高手，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但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就放弃了。
说到这里我问他：“你不是学经济的吗？为什么又转行了？”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哥哥。”
“因为你哥哥？”
“手术后，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决定转校到芝加哥。芝大也有建筑系，只是不如哈佛。我想了想，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我就去了哈佛。”
“啊……哈佛！”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电影《爱情的故事》，“有没有追过女孩子？
“头几年我几乎不参加社交活动，”他说，“学业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日日学习到凌晨。”
“要这样拼命吗？”
“我爸曾在那个系执教，不想太丢他的脸。”
“唉，沥川，瞧你这经历，怎么说也是一部励志小说啊。”
他拧我的耳朵。
将卧室里唯一的一个五斗柜腾出来，我把我的衣服都塞进了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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