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连中央宣传部长的正业都不顾了，亲自在第一线冲杀，把组织写作的工作都丢给助手唐剑辉，每天倒有大半时间在阅读报纸与撰写战文之上，把那些翰林们一个个抽得满地打滚。
另一方面，部长助理唐剑辉也没辜负他的信任，他的主持能力还在章疯子之上。很快，《清廷九大罪之第二罪——虚伪诈巧》，《清廷九大罪之第三罪——凶残无道》也连续出炉。唐剑辉的风格和章疯子又不一样，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更加深刻，比起章疯子，他组织编写的文章在毒舌方面有所不如，但在逻辑性、各种数据以及分析上面的功夫则要深得多。
其他省份的立宪派和革命党最先被这两边的大论战搞懵了，等他们反应过来，也纷纷下场参战，顿时全国各种大报小报的发行量剧增。
不过科社党的攻击还不止这一股，论战只是正面交锋。在笔杆子们大打嘴仗的时候，科社党宣传领域的另一股奇兵也出动了。
这股奇兵倒不是中央宣传部搞的，而是星科天津支部自己干的。
星科天津支部负责人柳杨的节操值是超低的，这是位能搞出一整套“伪钞经济学理论”的强者，你说他节操值能有多高？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老大都这样了，天津支部的总节操值和人均节操值，也就只能是各大区支部垫底的水平了。
柳杨在华北发掘的本时空土著人才，都是那种节操满地的存在。尤其是他向文总大力推荐的那两个，貌似节操值比他还低。上次坑大头的“祥瑞事件”以及“北洋兵变事件”，就是他们的主意。
大概是前两次还没过瘾，这次他们又玩了一把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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